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钻石婚

来源:未知 时间:2019-02-13

结婚60周年,被称为“钻石婚”。

91岁的贾天昶和88岁的徐丽琳,87岁的张月轩和88岁的潘霭云,这两对老夫妻都攀到了婚姻的最高处,抓到了那颗“钻石”。

有趣的是,双方还是相交三十年的儿女亲家。在平淡敦厚的家风浇灌下,贾家和张家的儿女也都婚姻美满。

六十年风风雨雨,六十年相濡以沫。种下的平凡,收获的珍贵,已胜却人间无数。

先苦后甜,事顺心宽

口述 贾天昶

1

1955年,我调到霞湾巷的杭三中教书。丽琳在教导处。我们就此相识。

我喜欢她淳朴、忠厚,不多言语。丽琳欣赏我教学认真,对学生就像对自己孩子。我带学生搞主题班会,丽琳也常来。

1957年春节前,绍兴老家的妹妹途经杭州,恰逢浙江越剧团在胜利剧院上演《西厢记》,我知道丽琳是越剧迷,约她一同前往。

这之后,丽琳知道我早年失去父母。周日,她约我去做客,丽琳的父母对我热情款待。

到夏天,我们决定结婚。那时候结婚很简单,无须买房、买车、办婚宴,只要单位领导点头,到派出所登记,领到结婚证书,就是合法夫妻了。

当晚,工会专门为我们开了新婚茶话会。学校领导祝词,工会主席送了玻璃花瓶。我们买来大白兔奶糖,分给大家作喜糖。

次日,我和丽琳到湖滨的慧光照相馆合影。我穿白衬衫,丽琳是花衬衫,都是我们最好的衣服。再一起回丽琳的娘家,丈母娘备了几桌酒席。见过丽琳的亲友后,我们赶去城站,回绍兴老家。

在我父母的遗像前,我和丽琳点香烛,行礼。之后和绍兴亲友团聚,吃了喜酒。刚好放暑假,我和丽琳留在绍兴,一起坐乌篷船、游大禹陵、香炉峰,还去柯桥中学参观,算是我们的蜜月。

回杭州,学校分了一间10平方米的厢房,我们又借了一床一桌两凳,用旧报纸贴了顶棚和四壁,自置了炉灶、盆桶、锅碗瓢勺,我们有家了。

2

1958年夏和1960年春,丽琳先后生下勤凡和丹平。

起名是大事。我和丽琳商量,不愿循旧叫庆福、金根,也不想追时尚叫为民、跃进。我想起“人贵自立、民生在勤”的家训,给儿子取名“勤凡”。

丽琳产假刚满,被派到农村“双抢”,在似火的骄阳下、滚烫的水田里割稻、插秧,汗水和乳汁浸透衣衫。身旁的农妇大惊:“你产妇娘怎么能下水田?”

1960年正月初四,一场大雪,遍地皆白。傍晚雪停,彻骨奇寒。晚9点,我在家改作文,丽琳忽然腹痛难忍。我搀扶她去医院。昏黄的路灯下,一对衣着臃肿的年轻夫妻依偎着,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冰封滑溜、空无一人的长街,那就是我和丽琳。

当时,湖墅路已通公交车,但晚上是没有的。我忧心如焚,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幸运的是,一辆三轮车经过,车上乘客见此,马上把车子让给我们。

赶到省妇保,已近午夜。丽琳喊肚饿,我去买吃的。等赶回,人已拉到产房。我在外等到天亮。有护士经过,一问才知母子平安。

我和丽琳决定,老二随母,姓徐,名丹平。“平”,正好和老大的“凡”呼应。

生老二,是三年困难时期,菜场看不见鸡鸭,每月只有4两猪肉票,起早摸黑还不一定买到。我到附近农村挨家挨户求购鸡蛋,半个月凑了100多个,藏在空酒坛里,这是丽琳月子里的营养品。

两个小孩一出生,洗尿布、换尿布、洗澡、烧饭……日子像被追赶着,马不停蹄。

我每月工资51元,丽琳31元,到月底仍入不敷出,要向工会或同事借贷。我只好把我的一辆匈牙利进口自行车卖了,勉强维持住一家四口的温饱。

3

1961年,勤凡3周岁,进香积寺巷幼儿园小班。丹平满18个月,寄放在杭三中校办托儿所。丽琳在麻纺厂三班倒,她在家休息时,我关照孩子们不要发出声响。

那时没洗衣机,冬天的衣物大多我洗。早上,我送两个孩子去幼儿园,腋下夹着前一天洗净晾干的尿布,一手抱着丹平,一手牵着勤凡。傍晚,我到学校食堂买好饭菜,装进饭篮,先到托儿所接丹平,再到幼儿园接勤凡。

轮到丽琳早班,她下班后到大食堂买两碗荤菜,一家人在一起,特别是让两个孩子饱吃一顿,是最美好的时光了。
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来势汹汹,不少少不更事的毛孩子叫着“读书无用”,停课闹革命。我也被列为“审查对象”,早晚 “请罪”,白天扫垃圾、冲厕所、搬砖石、拉板车,晚上大会批斗、小会逼供,常常通宵。

丽琳胆小,我回家从不和她讲经历了什么。她也不多问,叫儿子打半斤黄酒,自己做几只小菜,通常是三毛钱猪肉配两块豆腐干,炒成一盘香干肉丝。

等孩子们睡下,她才委婉地劝说:“阴霾的日子总会过去,终将还你清白。你一定要挺住,看谁能笑到最后。”

是非不分、善恶颠倒的岁月,多少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?多少家庭支离破碎?若不是丽琳贤良方正,我们这个家还能成为“覆巢完卵”吗?

丽琳天不怕,但我生病,她怕死了。1973年秋季开学不久,我右眼长出一粒小肉芽,几天后变成黄豆大小的黑痣,在市一医院眼科动了两次手术切除。切片经省肿瘤医院复检,确诊为“上皮鳞状细胞癌I级”。

那时候听到癌症,很怕。丽琳去医院开了安眠药,还是寝食难安。手术后,我到省中医院肿瘤科诊脉,持续服了将近两年的中草药,丽琳和两兄弟轮班煎药。医生嘱以野生甲鱼进补,丽琳就专门去农户家里收甲鱼,一买就是一串,回来放在米缸里养着。

万幸的是,我的病灶切除得很干净,并无遗留,期间我在丽琳的照料下,还增强了体质,可谓因祸得福。

4

1963年,我们将6岁的勤凡送往辽宁本溪,陪伴年迈无子的四叔、四婶。六年后,勤凡回杭,在附近小学插班。

他听不懂杭州话,讲一口关外腔调的普通话,被同学嘲笑为“东北佬儿”。勤凡气不过,就和人打架,别人马上叫“老师的孩子打人”。我和丽琳登门道歉。权衡利弊后,我们决定培养孩子自力更生、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。

我带领两兄弟在河边开辟了一块荒地,种上茄子、辣椒、南瓜、向日葵,兄弟俩协力浇水、施肥、除草,亲手种出来的蔬菜瓜果做成菜肴,吃起来特别香。

丽琳买来几只雏鸡,指导两兄弟饲养。半年后,小公鸡啼鸣,小母鸡下蛋,天大的喜事。两兄弟还给小鸡取名,“一撮毛”和“板刷”,日记里写着:“板刷”今天不舒服了。

我和丽琳规定,放学回家,必须自觉主动做好:生煤球炉、提自来水、淘米烧饭、洗衣裤等,一方面减轻父母的劳累,一方面也培养协作友爱。

家里种了两棵蓖麻树,榨成油可以到合作社换钱。两兄弟总是把钱如数带回来,就算几分几厘也从不私留。

1977年,知识青年仍要上山下乡。我准备让勤凡高中毕业后前往富阳插队。

6月传来消息,政策有变:城市家庭的独生子女可以留城分配工作;多子女家庭,老大可以选留。

我们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,征求意见。丹平毫不犹豫地说:“当然阿哥留下找工作,明年我毕业后去支农。”勤凡一听,连说:“不好,不好!丹平过于忠厚,年纪又小,既然爸爸联系好了,还是让我去农村。”

“不行,不行!”丹平急着打断:“今年好留而不留,谁知道明年政策怎样!那不是‘阿龙阿龙,两头落空’吗?”

看两个孩子互相谦让,我和丽琳十分欣慰。政策多变,不如先抓住一个。最后,丹平上学,勤凡留城。

1978年12月,“上山下乡”运动正式停止。勤凡被分配到杭州铁路分局南星桥站当货运员;丹平被批准入伍。

5

1971年秋季,我奉命兼任语文组的“救火兵”——哪个班级课堂纪律太差,或新来教师难以胜任,便派我去接班。这样一直持续到1978年暑期,学校正式恢复了我的语文教研组副组长职务,并委以执教高三毕业班。

第二年,我执教的班级参加全国高考,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考取各类高校,创下杭三中历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81年,经市教育局批准,杭三中建起简易的教工宿舍,我家分得一间大套。包括两南一北3个12平方米的房间和一条6平方米的过道,另有1平方米的蹲坑式厕所,已接自来水管。

两兄弟的同学帮我们磨地刷漆、磨墙涂料,又请泥工上砌了炉台,贴了瓷砖,装了水槽,还请木匠新做了三门衣柜、写字台、食品橱,装了纱窗、纱门、吊扇。

1982年元旦,我们搬进新居,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家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勤凡认识了省人民医院护士长胡柳清,丹平结交了杭六中生物教师张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,两对恋人进入谈婚论嫁。

两个儿子同时要结婚,我和丽琳全力投入各项准备工作。

首先是住房。按照传统,两个儿子总得留一个在身边。我们经过反复考量,认为这样容易形成偏颇,不如结婚伊始,就独立生活。我们把想法跟亲家们商量,得到理解和支持。

丽琳平时省吃俭用,家里多少有点积蓄。我除了工资,稿费也相当丰厚;两兄弟工作后每月都有储蓄。从装修婚房,置办家具,到购买金饰、被褥、家电,以及举办婚宴等各项支出,经多方筹措,均能应付自如。

诸事齐备。1990年1月22日,丹平、张缨在湖光饭店举行婚礼;紧接着,1月24日,勤凡、胡柳清在美食家餐厅举行婚礼。两场婚礼只相隔了一天。我和丽琳虽然倾箱倒箧,但完成父母重任,感到无比宽慰和自豪。

是年9月3日,柳清产得一女,取名毓秀;10月20日,张缨也生一女,取名钟秀。

2017年10月,孩子们为我和丽琳举办钻石婚庆,希望我们谈一点感想。回顾我俩这一个家子,先苦后甜,事顺心宽。人生至此,诸愿足矣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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